农民还是市民?新生代农民工一直“在路上”
◆小朱西4号
□想闯一闯的周鹏(右)
□莫莫正在工作
上周五,晨报刊发报道了《“淘金”梦难圆 花季男8天抢3店》一文,在看守所内,21岁的外来打工者小罗问:在上海,我究竟该如何生活?
宝山区顾村镇盛宅村小朱西4号——这是21岁的湖南小伙小罗在成为阶下囚前逗留的最后一个地方。小朱西4号其实是村里唯一的网吧。2月11日凌晨,“淘金”梦破碎的小罗和两个“好哥们”从一家便利店劫得3000余元现金和数10包香烟后,跑到此处通宵游戏。不久,他们被抓获,目前因涉嫌抢劫罪被刑事拘留。
要找到小朱西4号并非易事。顾村镇位于本市城郊结合部,盛宅村是其下辖20多个行政村之一。驱车至此,连问了四五个当地人“小朱西4号在哪里”,得到的答案依然南辕北辙。几番辗转得入其间时,已近黄昏。
时隔一周的17日傍晚,小朱西4号已恢复平静。在10多平方米的狭长房里,摆着3排近30台电脑,门口还有3台老虎机。四五名年轻小伙正玩着网络游戏,房间里混杂着咳嗽声、香烟味以及不同的口音。
一览之下,盛宅村更近似于一个外省的小县城。在这里,被小片田地包围的建筑一部分是三四层有着木质屋顶的老宅,另一部分则是常见的两层乡间小别墅——外表贴着绿白相间的马赛克,里面则是水泥地面和空荡荡的房间。
在这里,和小罗一样自问“我究竟该如何生活”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鲜见。数据显示,盛宅村户籍人口2400余人,外来务工人员则有约8500人。
人数众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究竟该如何生活?这一问题也萦绕在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心头。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认为,从最初的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,到后来的“80后”,直到今天“90后”农民工的出现,上海或已进入“农民工4.0版”时代。
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已经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,成为城市的一部分。他们的子女生长在城市里,面临着“回不去农村”和“留不下城市”的难题。社会各界应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关注,避免他们被边缘化,在找不到人生方向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。
唐兰:生于1992年 来自湖南永州
高中毕业后来上海 希望月薪有两千元
一份最新数据显示,目前,盛宅村户籍人口2400余人,外来务工人员约8500人。1992年出生的湖南姑娘唐兰(化名)是村里最新的住客之一。
相遇时,这个湘妹子正提着一个盛满水的白色塑料桶,准备洗澡。唐爸爸在厨房里,做着当天晚饭的最后一个热菜——牛肚炒辣椒。“厨房”其实是房间的一个小角落。这栋旧房屋的顶层,一个房间被分割成两个小间,爸妈一间,唐兰三姐妹一间。
这个月租700元的房间,连同其中的双门冰箱、创维平板电视、一套小音响都来自唐爸爸过去15年在这座城市打工的收入。房子的梁上仍旧挂着自家灌的腊肠、牛肉,风一吹,就能闻到家乡的味道。他的家乡在湖南永州,距省会长沙10小时的车程,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在这里写下了《永州八记》。
和父辈不同,在唐兰的印象中,家乡意味着童年大部分的闲暇时光,她必须跟着家人去山里找树、砍树、扒皮,背到城里去卖掉,一趟的报酬是七八十元。多年后,唐兰的另一个“收获”是纤细的肩膀上,那些1元硬币大小的厚茧。
高中一毕业,唐兰决定离开。那天,走出上海火车站时,她带着一个密码行李箱,而非以往父辈常用的蛇皮袋。不久,她进了一家宝山电子厂担任产品质量检查员,去年年底辞工回家过年。今年归来,唐兰没有再回到老东家,而是想到附近的家乐福超市试试运气,“原来的那份工作需要日夜两班倒,太累了。”
偶尔,唐兰也去小朱西4号,为了能和在江苏打工的男朋友在QQ上聊天。大部分时间,她都呆在家里。
和家乡比起来,唐兰觉得上海好。尽管,目前为止,她甚至还没去过3公里外栽满樱花的顾村公园;尽管住处有些逼仄,一抬头就是木质的屋顶,夏天时房间里会特别热。
不过,和怀揣“淘金”梦的老乡小罗相比,唐兰没想过要赚大钱,每个月有2000元就行了。如果家乐福的面试能通过,这个梦想基本就能实现。倒是如今当保安的唐爸爸会时常抱怨,每隔两三个月房租就上涨,“现在的租金都快到工资的一半了。”
沿扶梯而下,整栋楼有四层,大部分的房门紧闭。唐兰说,不少是外来打工者在此租住,即使身处同一屋檐下,他们彼此并不相熟,有的甚至连话也没说过一句。
或许,这是盛宅村和湖南老家的不同,前者是来来往往的住客,后者是热热闹闹的乡亲。
周鹏:生于1996年 来自山东枣庄
“我想出来闯闯 但不知干什么”
和每月赚到2000元就感到满足的唐兰比,山东小伙周鹏(化名)对身处的这座城市有点自己的想法。
说这话时,周鹏正从小朱西4号里出来,沿着盛宅村里为数不多的水泥路往家里赶。此前两个多小时,他和小罗一样,试图在网络游戏里把等级练高,以此获得某种尊重。另一方面,网吧也能让他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小伙子来自山东枣庄,一说起响亮的“铁道游击队”,他就会心一笑。和近1米8的身高、一身酷酷的黑外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周鹏生于1996年,至今尚未成年。因此在他的个性中,混杂着“90后”的独立和青春期的叛逆,比如辍学来沪。在他看来,上学、上课太烦,所以索性坐上动车去闯荡。到上海后,周鹏没有和其他人一样,游外滩、登东方明珠、去南京路步行街购物,“因为那都没意思”。至于,做什么有意思,这个小伙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事实上,和盛宅村的同龄人比,周鹏要有钱得多。因为,他在上海打拼多年的爸爸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辆垃圾运输车,以及一批固定的厂家客户,“每年能赚十来万吧。”和唐兰的房子比,周鹏的家门口是个小院子,甚至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厨房,灯光明亮,砧板上常常放着新鲜的蔬菜。
不过,在爸妈眼里,周鹏依然是一个小孩子,所以他还和爸妈共用一个卧室,还用着爸爸给的老款诺基亚手机以及妈妈给的零用钱。为了让周鹏有点事干,爸爸让他学开铲车,并对周鹏说:“再过几年,我回老家了,‘事业’就是你的。”
尽管如此,周鹏并不想等到接班的那天,他想要自己闯闯。“怎么闯?”记者问。在一阵沉默后,周鹏回答:“不知道干什么。”
站在一旁的表姐听着,扑哧一声笑了出来,“至少,你得在上海买一套房吧。”
“那不够,还要有一辆车。”周鹏说。
“傻瓜,房子好,很多上海人都买不起呢。”一边说,表姐一边哄着手里的宝宝入睡。宝宝小名叫苗苗,是周鹏的亲妹妹。苗苗的未来会如何,更不得而知。但至少,她和父辈,以及所有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哥哥姐姐都不同,不用徘徊于城市和家乡之间。因为,自打她出生那刻起,苗苗就在盛宅村,就在上海。
[解读]
《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》课题负责人
上海师范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宁:
渴望被城市接纳却又和城市若即若离
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具有乡土情结,进城务工更多是为“挣钱”,而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要处理更为复杂的精神课题——与乡村渐行渐远的他们渴望城市的接纳,却仍和城市的关系若即若离。准确地说,他们一直“在路上”。
有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直言:自己不是“农民”,也没有成为“市民”,而成了“半吊子”。
如何解决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生存,特别是发展问题,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、更快乐地生活在上海、更有价值地度过青年阶段,应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。
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:
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
“60后”农民工的特征是肯干耐劳、勤俭节约,有强烈的家庭意识,处事风格较传统;“70后”农民工成长时期恰逢改革开放初期,思想略显开放;“80后”农民工中独生子女骤增,比前两代农民工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,也更自我。“90后”农民工年纪更轻、观念更新,进城务工的目的从生存型渐进为追求平等发展,憧憬着能在城里安家、做城里人。
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,本市外来常住人口为900万左右,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。借鉴相关资料和统计数据,章友德估计,在沪第4代农民工的数量超过40万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,出生后就上学,然后进城打工,对农业、农村、土地、农民并没有那么熟悉了。他们向往城市,却不易被城市所接纳;他们的根在农村,却对农村日益疏远。
莫莫:生于1991年 来自广西桂林附近小村庄
希望攒够了钱 能开间理发屋
和忐忑的唐兰、叛逆的周鹏不同,1991年生的莫莫(化名)已不是桂林附近小村庄里那个放羊娃,而是大城市里一个大型美容院的美容师。她不住在盛宅村,而是住在更靠近市中心的普陀区,“可是这还不够”。
见到她时,莫莫刚啃完两个包子,准备开门迎客。2010年1月,结束了高中会考后,莫莫放弃高考,直接来上海打工,“小姨在上海做美容,每次回家说到这方面的事,我就会特感兴趣。”
但在爸爸看来,不读书,去打工,搞美容,这个想法简直就是不求上进。好在,莫莫的姥姥理解她,说服了莫莫的爸爸。至今,莫莫仍清楚地记得,爸爸临行前对她说,既然你不选择我给你安排好的路,那么你以后遇到什么事,就不要后悔。出去后,我也不会再给你一分钱。尽管放下了狠话,但莫莫上了火车后发现,有人偷偷在她包里塞了2000元。
2010年2月中旬,莫莫提着行李箱来到了上海南站。刚开始,莫莫听从小姨的意见,在附近茶楼做服务员。半年后,她用自己平日存下的大半积蓄,报名了徐家汇一家美容院的美容班。“刚开始除了需要背专业的知识,还要练十指指力。用十只手指撑墙、撑地,每天练得连筷子都快拿不起来了。”
不过,回忆着自己的学徒生涯,莫莫很平静。她说,学徒时期都是上通班,每天上午9点半上班,晚上10点下班。回到宿舍,还要继续背专业常识到深夜。很辛苦很累,莫莫总想打长途电话给朋友找安慰。即便如此,她都未曾有过放弃的念头。一个月的学徒和一个月的实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。之后,经人介绍,莫莫到了现在就职的美容机构,成为了一名美容师。现在她1个月能赚到四五千元。生意好时,她会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因常为客人洗头、做脸,还会把手指给泡裂。
问莫莫来上海后悔吗?她摇摇头说,现在开始存钱了,希望有朝一日能攒够钱,办个属于自己的理发屋。莫莫觉得,上海这座城市到处在招年轻人,不怕没事做。
在最近一次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岗位的“春风行动”中,在宝山登记的12000个求职者中,近10%是“90后”。随机抽取了其中的10个,最小的生于1994年5月,不满18周岁。在这座城市里,今后他们的人生路又会是怎样,更接近唐兰、周鹏,还是莫莫?
[新生代农民工千人调查]
77.5%:爱上海
2010年,《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》调查结果显示,受访者择业时不仅看重工资,更看重福利待遇、工厂环境、管理规范乃至自身发展机会等,不少受访者希望能“体面劳动”、“尊严劳动”。
对995人的调查结果显示,占总数77.5%的受访者“爱上海”,超过半数想做“新上海人”;但认为自己在现实中已成为“新上海人”或“半个上海人”的,还不到总数的40%。
近半人:觉得压力大
在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,认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压力“很大”或“较大”的占到总数的46.2%,接近一半。值得关注的是,在面对压力时,选择“找朋友倾诉”、“向父母和亲人诉说”、“文体活动”以及“加入社团”等的仅占总数的9.6%。报告指出,这说明个体性活动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舒缓压力的首要渠道,社会交往性活动偏少,甚至有3.8%的受访者选择了“沉默”或是“哭泣”。
近八成:没技术与学历低是求职障碍
在2011年的调查中,受访者月收入在1200-3000元间的人数占76.4%,更有4.4%的人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。结果显示,占总数77.4%的受访者认为“没有技术”和“学历过低”已成为求职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。
关于求职培训,外来务工人员很少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的培训,仅有占总数29.9%的受访者有过“学徒工”的经验。这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升技能,获得更好的发展来说,是严重的瓶颈。以上是上海共青团市委2010年、2011年对近千名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调查的结果。部分数据以及相关提案已上交今年的上海两会。
【名词解释】新生代农民工
2010年1月,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,首次使用了“新生代农民工”的提法,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,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,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。据媒体报道,新生代农民工,主要是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,去年年底,全国妇联曾做过调查,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,占农民工总数的58.4%,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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